杨松轩（1872-1928），名鹤年，自号补拙轩主人，陕西华县人（今陕西省渭南市华州区人），先后创办蒙养学堂、华州教育会附设两等小学堂、模范女校、华县私立咸林中学，在“废科举，兴学校”的历史潮流中，为近代中国教育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颇负盛名的教育先驱，曾与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并称“北有杨松轩，南有蔡元培”。说起杨老先生，我们更多关注的是他对中国近代教育的贡献，其实他对中国民主革命也产生了深远影响。
一、接触维新思想，立志教育救国
杨松轩先生出身于重视教育的普通农家，自幼受完整的旧式教育。1880年入私塾发蒙，1893年入华州少华书院。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先生盛于时务，听闻刘光蕡革新讲学，遂于1896年入泾阳味经书院，与于右任同时师从陕西近代新风的维新思想家、教育家刘光蕡。
刘光蕡（字焕唐，号古愚，陕西咸阳人）出身“关学”之乡，敬仰“关学”前辈，受“关学”思想影响颇深。参加科举考试期间，从省城到京城，他亲眼看到西方列强的入侵和清政府签订的许多丧权辱国条约，痛切感到“中国以后将时时与英德等国相周旋，专求旧学，不足以维护中国之局”，“中国唯变法不能图存”，坚定了他的学术改革主张和教育救国思想。与此同时，刘光蕡通过他的弟子陈涛、李岳瑞等联络介绍，与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等取得联系，经过来往交流，给他的思想注入了新的希望，成为陕西维新派领袖，与康有为并称“南康北刘”。
刘光蕡力主维新，在味经书院创建“时务斋”教育学生了解西学，研究时务，并亲自制订了“厉耻、习勤、求实、观时、广识、乐群”六条学规。办学思想活跃、学规严格，使味经书院一改陈腐之气，成为近代少有的讲时务、重西学、开新风的书院，为育才造士奠定了基础。教育家刘光蕡的教育救国思想虽未能实现，但也为社会培养了大批有用人才。在“戊戌变法”中，李岳瑞、陈涛、杨蕙、张鹏一、邢瑞生、雷延寿等骨干分子，都是味经书院学生或刘光蕡的及门弟子。辛亥革命及民国时期，在西北及至全国军事、政治和科教文化上起了重要作用的于右任、朱光照、茹卓亭、李子逸、王授金、冯孝伯、杨西堂、杨松轩、郭希仁、张季鸾、李仪祉等，都曾是味经书院的学生。
受到一代宗师的思想感染和身体力行的榜样示范，杨松轩开启了他推动教育革新、矢志教育救国的一生。
二、投身辛亥革命，宣传民主思想
1899年8月，杨松轩返回故里华州，先后组织妇女天足振学会，提倡男剪辫子女放足，移风易俗；与友人顾熠山、郑云章等创立集义书社，创办蒙养学堂，尝试教育革新。1905年应聘到临潼雨金两等小学堂任堂长，大力推行新式教育。1907年回华县，与友人顾熠山、郑云章组建华州教育研究会，杨松轩任会长，并借大王庙旧房创办附设两等小学堂，留下“二两银子半碗油，大王庙里办学堂”的佳话。
“华州教育研究会”成立之前，蔡元培、章炳麟等已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教育会，以教育为掩护，实行革命宣传。清朝末年，社会历史发展证明，“洋务运动”破产，“百日维新”失败，所谓“推行新政”“君主立宪”都是清室权贵和立宪派相互勾结，对人民进行欺骗所设骗局而已。杨松轩先生明察形势，自强不息，不参与“保国会”，不拥护“立宪派”，对其师刘光蕡“革新论”学说持其义而不泥其迹，毅然摒弃了刘光蕡不变革君主体制的“忠君爱国”思想，确信要救中国，必须推翻专制政体，实行民主革命，转而信奉中山主义，决心投身革命，参加同盟会，组织活动，投身辛亥革命。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国同盟会。1908年，杨松轩兼任华州高等学堂堂长时，聘请同盟会活动分子樊灵山担任教师，配合樊以教育为掩护，暗中从事民主革命宣传，推动了革命思想在华州的传播。1909年，杨松轩加入中国同盟会。同年8月任同盟会华州分支部支部长。1910年，杨松轩邀请郭希仁（1907年赴日本考察政治教育，回国后组织陕西省教育会，1909年任同盟会陕西支部支部长，1910年3月任同盟会陕西分会领导人，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后，参与领导陕西光复之役，并负责组建大统领府工作，后被推举为国会参议院议员）向华州教育界发表国是演说，在辛亥革命前夕对华州教育界人士革命思想产生了深远影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陕西首批响应，于1911年10月22日发动西安起义，成为陕西革命的开端。起义军光复西安，成立“秦陇复汉军”，组织军政府，推行政会，传檄各州县，号召反正。以杨松轩等华州教育会人士为主要力量的华州革命会党，于辛亥农历九月初六晚，响应号召，组织数百人发动起义。由于地方劣绅暗中唆使不逞之徒混入革命群众阵营，起义后焚署劫狱四处抢劫，并暗中扬言“起手不起手，先走潭峪口，杀完杀不完，先杀杨鹤年”，企图把水搅浑，破坏革命秩序。鉴于此，杨松轩立即会同乔雨亭秘密召集华州教育会人士和地方正绅集体商议，会推高维昌带领会众，经省军政府同意将华州起义会党编为“秦陇复汉军”第二标一营管理，华州州城附近村庄才得免乱烧乱杀。正因为杨松轩当时采取的果断措施，对消除社会混乱、维持革命秩序、保护人民生命安全，才发挥了重要作用。
西安光复之后，与陕西毗邻的河南、甘肃两省尚在清军手中，革命军火速出兵，东守潼关，西保长武、陇县、凤翔等军事要地。潼关居三省要隘，二华（华县、华阴二县)处军事要冲，同为重要战略地带。由张伯英率领的东路军与清军激战于潼关，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先后三次最终失败退守华州，后吴世昌率领援军支援，与东路军会合于二华。军饷无缺，是当时革命夺取胜利的重要因素之一，杨松轩带领华州教育界人士，在东路军倒清之役中，肩负后勤支前任务，一方面带头捐献银两，并向华州富绅筹借，另一方面派请华州学界人士赵舜臣、史有生等分赴渭北，蒲、富、临、渭、韩、合各县筹集军饷。十多天时间，筹得饷银六万余两，在供给东路军外，还补给西路咸阳一带部分革命军饷。杨松轩曾认为，武昌起义一举而推翻专制，共和告成，“皆同盟会之学说，深入人心所致”，“欲求同盟会三大主义彻底完成，必须全国才智之士，结其心思，联为声气”。在杨松轩的影响下，昆仲三人均投身革命，且均有建树。三弟杨叔吉（名鹤庆），同盟会员，早年参加陕西辛亥革命、讨袁斗争，曾担任“秦陇复汉军”炸弹队队长，后创办多所医院，成为著名医学家。于右任曾为杨叔吉题赠对联“医病医心医身，救人救世救国”，以表达对他的高度赞赏。四弟杨季符（名鹤瑞）同盟会员，曾在“秦陇复汉军”东线前线担任运输粮械的任务，后为著名实业家。
共和肇造，袁氏窃国，陕西军政府也被混进革命阵营的立宪派、旧臣僚、同盟会右派人物篡夺领导权。至1913年间，革命派首领和一些主要人物，如井勿幕、宋向辰、樊灵山、胡景翼等纷纷被迫出国，或避居他省。在此情况下，杨松轩也不得不辞去军政府教育司次长，返回华州，利用教育会合法地位，借“团体兴学”，配合民主革命斗争。在团体兴学，实行教育改革的过程中，始终贯穿着反封建、反帝、反军阀，致力于民主革命斗争。可以说，杨松轩与井勿幕、宋向辰、胡笠僧、郭希仁、刘蔼如、吴希真等人，既是辛亥革命期间同盟会的会员，也是反袁斗争运动中风雨同舟的战友。
三、创办咸林中学，传播马列主义
辛亥革命虽然胜利，但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窃取，中国政局仍然动荡不安，北洋军阀，横行无忌，国家民族仍沉沦在黑夜之中。先有袁世凯称帝，后有张勋复辟，南北分裂，军阀混战，人民生活，更陷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国民党内部，由于党员成分复杂，也陷于腐化分裂，杨松轩深感失望，感叹：“国民党之主义（指孙文主义)为救国救民主义，早为识者所公认。然而不肯入党者，非对主义有所怀疑也。深知投机分子，视党为护符，往往以党营私，籍党行凶，致遗党之污点。”因此，再未参加国民党之组织和活动，专心于教育改革，于1919年4月8日，在原两等小学堂基础上创办私立咸林中学。
杨松轩先生虽专心于教育事业，但其教育救国之志未泯，在办学过程中始终坚持教育救国的办学宗旨，使学生“养成一主人翁资格，出而应世，俾国家转危为安，转弱为强”的培养目标和慎选教师这一办学的关键。为了办好这所中学，杨松轩先后赴汉口、上海、杭州、南通及日本考察，认为 “学校之主体在学生，学校之精神在教员。”因此，广揽饱学之士来咸林中学任教。其间就读于北京大学的儿子杨钟健发挥了巨大的桥梁纽带作用。
受父亲杨松轩影响和家庭环境熏陶，杨钟健少年时期就怀有强烈的爱国情怀。据杨钟健在回忆录中记述，他爱看戏学做人，对精忠报国、慷慨赴难的仁人志士诸如屈原、岳飞、文天祥、顾炎武、林则徐等民族英雄都十分崇拜，从小就树立起了爱国思想。当时列强瓜分中国，中华民族存亡堪忧，杨钟健一边看皮影戏，一边思考社会问题，自主学习创作了皮影戏《林则徐》，以宣扬抗夷禁烟、奋发图强、兴我中华的精神。剧本传出后，一时传为美谈。1913年春，杨钟健考入由李元鼎等进步人士创办的三秦公学，在这里受到了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阅读了一些反封建、宣扬民主思想的新书，开阔了眼界，开始关心民族命运和国家前途，并结识了一批如：魏野畴、刘天章、李子洲、呼延震东等志同道合的同学。1915年5月，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要求，激起全国人民的愤慨。消息传到陕西，杨钟健义愤填膺，在进步教职员的支持下，同魏野畴、刘天章、李子洲、呼延震东等同学一起，积极地投入反日反袁的斗争。1917年，杨钟健考入北京大学预科。在北京大学就读期间，在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影响下，开始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投身伟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杨钟健不仅积极参与五四运动在天安门前的集会和游行，还加入了邓中夏等人发起成立的北京大学平民教育演讲团，在校园发表演说、发放传单，宣传民主思想与科学精神，参与了火烧赵家楼、痛打章宗祥等斗争。1920年，经邓中夏介绍，杨钟健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和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0年1月，杨钟健和刘天章、李子洲、魏野畴等人，将陕西旅京学生团改名为旅京陕西学生联合会，创办了《秦钟》月刊，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翌年10月10日，《秦钟》月刊更名为《共进》半月刊，发行范围更广，宣传力度更大。同时创办《秦劫痛话》等刊物揭露当时军阀暴政的黑暗和人民的苦难。1921年7月至1923年7月，杨钟健两次当选为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1921年，他当选为少年中国学会执行部主任，给当时在湖南的毛泽东写信，请其补填加入少年中国学会的志愿书，毛泽东很快手书信函一封致“钟健先生”—— “钟健先生：前几天接到通告，知先生当选执行部主任。今日又接来示，嘱补填入会愿书，今已照填并黏附小照奉上。惟介绍人系王君光祈（少年中国学会的发起人之一，曾任该会第一届执行部主任）为我邀集五人，我现在只能记得三人，余二人要问王君才能知道。以后赐示，请寄长沙潮宗街文化书社为荷！——弟泽东 二十九日”。显示了两人深厚的革命友谊。
咸林中学创办之初，杨松轩常常委托正在北京大学求学的长子杨钟健订购进步刊物，聘请思想进步、学识渊博的新教员。杨钟健不仅把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共进》《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寄回了咸林中学，并在杨钟健的邀请下，1921年7月、1922年3月底、1923年秋，北京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魏野畴，北京大学毕业的共产党员王复生（又名王濡廷）、王懋廷兄弟俩先后来到咸林中学任教。据咸林中学校史馆资料记载，1923年春，杨钟健还曾打算聘请毛泽东到咸林中学任教，但最终未能如愿。同年5月26日，他在给父亲杨松轩的信中写道：“咸中教员，不知发生问题否？前之言手工教员，现已他就。前竹轩（咸林中学校长刘竹轩）托请润之（毛泽东字润之），儿日来未见他面，但以儿推测，恐不能就。”
来到咸林中学担当教务长、历史教员的魏野畴，成为在陕西乃至西北地区在课堂上系统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1922年春，北大学生、共产党员王复生到咸林中学任教后，和魏野畴一起，利用教员身份，带领学生阅读《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革命书刊，印刷宣传品，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为建立党团组织做好基础性工作。1923年夏，北大学生、共产党员王懋廷接替其兄王复生来校任教，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他们先后在学校开设了“社会科学概论”“社会进化史”“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等课程，在青年学生中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从20世纪20年代初开始，咸林中学先后成立了咸林中学励志社、共青团咸中支部、咸林中学支部干事会、咸林中学支部、咸林中学特别支部等党团组织，潘自力、高克林、陈述善、李维屏等一大批进步学生相继加入党团组织，走上了革命道路。其中毕业于咸林中学的杜松寿成长为有“陕西农民运动的先驱者”之称的老一辈革命家。同时，他们还联系上了以渭南赤水为基地进行党团活动的王尚德、张浩如，在渭南赤水职业学校向学生介绍党团刊物《向导》《共进》《中国青年》等，创建了陕西第一个团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赤水支部干事会，成立了陕西最早的农民协会——渭南县东张村农民协会。一时间，华县成为陕西地区传播新文化、新思想的重要据点，“二华”、潼关、澄城、韩城、大荔、渭南（临渭区）、临潼、西安、咸阳甚至晋、豫、甘等地学子，纷纷慕名而来，接受新思想、新文化教育，使得咸林中学成为陕西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地和党团活动阵地，被誉为“陕东学府”，为后来爆发的中国西北地区发生较早、规模最大、影响深远，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重要起义之一的渭华起义奠定了思想基础。
1928年12月30日，杨松轩病逝于华县咸林学校。于右任先生在他逝世后书曰“德厚教深”，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为纪念杨松轩先生一门英贤，蔡元培撰文、李大钊撰铭的“龙潭老人杨君（杨耀海——杨松轩之父）墓表碑”，张伯苓撰文、于右任书丹的“杨松轩先生墓表碑”相继落成，记述了杨老先生矢志办学、教育救国的奋斗人生。
（作者：李 欢 系陕西渭华干部学院讲师； 韩宝林 系陕西渭华干部学院党委委员、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