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讲话时都提及并切切嘱托和冀望：继承先烈遗志，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传统。“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我提交的文章的额题目《渭华起义的红色符号学解读》，就是探寻渭华起义所创造的红色符号。
渭华起义提供了从红色文化、红色基因发掘的最佳理论土壤和最佳实践基地。
据史料可考，发生在1928年5月至6月的“渭华起义”，是在中共“八七”会议精神的指导下，陕西省委结合当地农民群众开展的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武装起义，同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等共同构成了大革命后期全国农民武装起义的浪潮。对渭华起义的符号学解读，其实就是探寻渭华起义所创造的红色符号。
红色符号的探寻和解读在中国历史上也是有迹可循，我们可以发现中国传统许多宫殿庙宇红墙黄瓦的建筑风格以及官吏的服饰色彩，使红色成为权力的象征。而在近代，红色在政治上经常用来象征革命以及左派。例如，加拿大的自由党、美国的共和党都把红色作为象征颜色；中共被成为“红党”，中国工农革命军被成为“红军”，革命根据地被称为“红区”等等。到我们中国共产党这里，这个红色权力是人民的权力；红色符号，即是具有中共革命象征信息、革命意义的符号。对红色符号的研究和意义挖掘，进一步揭示出红色符号所创造的社会秩序和组织生活的方式，以及红色符号得以形成的历史动因和社会行为。这也从符号学的视角拓展了渭华起义的研究视阈，深化对渭华起义历史实践创造的红色符号的革命意义的研究。
接下来我将从符号学的视角分三个方面对此展开分析：
第一，红军
渭华起义爆发后，1928年以五一劳动节纪念为契机，建立了崇凝苏维埃政府，5月12日，在刘志丹的领导下，将所属国民党的许权中部队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以此为标志，西北地区第一支正规的革命武装力量建立了，成为西北地区的红军首创。而“红军”第一次使用出现在广州起义中。1927年12月，张太雷、叶挺领导了广州起义，11日发布了广州苏维埃政府成员名单，叶挺被称为工农红军总司令，徐光英为工农红军总参谋。这些军名仿照苏联，以红色象征革命，与代表反革命的白色相对。有关红军建立的详细规定表现在中央1928年5月25日发布的《军事工作大纲》中，“在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因此，在后来陕西省委的革命工作报告中，所称“红军”即指西北工农革命军，“7月初一留驻商洛之李虎臣残部及当地豪绅所领导之红会，向我们驻保安的一大队，（约百余人）红军进攻……两岔河之红军及总部合计约二百人……所余的红军，仍不与混合。”可见，当时陕西省委已将工农革命军视为红军，成为西北地区的红军首创。这里的“红色”符号不仅是与“白色”反革命的国民党政府和军队相对，也表现了对苏联红军模式的效仿和学习，成为后来“中国人民红军”名称演变的由来。这一红色符号也从侧面反映和象征了中共开始独立领导工农武装暴动，反对国民党反革命统治，建立工农革命割据的开始。
第二，红区
早在1928年1月，陕西省委就提出了要建立工农革命的苏维埃政权，5月1日渭华起义爆发，崇宁镇暴动一发生，就宣布成立了区苏维埃政府，接着，短短十多天，起义区域共建立了48个区、村苏维埃政府。这造就了西北地区的苏维埃政权与全国其他地区的不同：政权的建立成为后续革命的先导；政权建立速度快；以基层政权为主。在这片土地上，苏维埃政权规定“没收财产，分配土地，调查武装”，打击土豪劣绅，办起平民学校和夜校，组织农民赤卫队和儿童团。苏维埃政府的建立，极大鼓舞了农民群众的斗志，提高了政治觉悟，为起义和西北地区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奠定了群众基础。在这里，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成为了革命的圣地。因为，革命不仅意味着历史车轮前进的时间运动，还象征着空间的运动。用本体论史实和认识论史实相结合的历史叙事法将苏维埃政权赋予红色的革命色彩，成为代表中共和人民群众的“红区”，与国民党统治区“白区”的白色恐怖相对。这种政治地理的划分和建构，利用空间的色彩，把苏维埃政权视作革命的中心，逐步建立起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
第三，红色割据（军民武装起义的割据新形式）
渭华起义爆发的最直接原因是军阀冯玉祥背叛革命，国民党对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的大肆捕杀，历史原因是陕东地区人民群众的苛捐杂税负担较重，较早便有交农运动。交农运动是农民群众反抗阶级压迫和封建社会苛捐杂税的一种较低级的斗争方式。随着国民党对共产党人和农民群众压迫的进一步加深，交农运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但是农民阶级为了维持生存权的斗争却一直存在并发展成为中共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的同盟军和坚实支柱。此外，大革命时期，以习仲勋、宋文梅为代表的优秀青年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引领下，纷纷加入党团组织，策划并参与了一系列的革命活动，教育和增强了当地人民群众的革命意识和革命经验。早在1925年该地就建立了第一个农民协会，参加毛泽东创办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促进了农民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成为一支强有力的武装力量，促成了农民革命武装的兴起。因此，渭华起义体现出了农民群众与革命军队相结合的割据新形式的特点。而这对中国革命发展影响更为深远的一点是，参加起义的许多干部和战士在土地革命战争乃至后来的延安时期不断创造新的革命业绩。如刘志丹和谢子长，在渭华起义失败后回到保安，总结经验教训，深深地扎根于群众之中，继续发动当地群众，扩大中共基层党组织，后来就在党的领导下带领红26军与陕北游击队。经过他们英勇顽强的斗争和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持，西北革命根据地初具规模，为后来中央红军长征落脚陕北创造了良好的地域条件和群众基础，也为西北革命根据地成为延安时期中共领导全国革命的大后方做了革命准备。
红军、红区、红色割据构成了渭华起义的红色符号，它们传递了中共发动人民群众、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独立武装的革命信息，反映了中共为建立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的艰苦斗争，体现了农民群众和革命军队为革命胜利而艰苦奋斗的牺牲精神。这些革命实践和革命精神也随着红色符号的构建和传播，逐渐承载更多的国家和民族的集体记忆。
渭华起义鲜活的历史事实和经验证明，要坚持“党指挥枪”、“军队听党指挥”、“枪杆子里出政权”的政治原则，在今天就是要加强国防力量的建设，加强国防教育。要坚持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在今天就是要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做好渭华起义史料的收集、完善和抢救工作，以红色符号传承渭华起义宝贵的精神财富，挖掘红色历史文化内涵，开展“重温红色历史，缅怀革命先烈”主题教育活动，让革命文化成为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载体和重要内容，坚定新时代四个自信，讲好西北革命故事、中国共产党革命故事，弘扬革命精神、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我们西北工业大学将继续进一步认真研究好渭华起义，继续做好对党史、革命史重大事件的研究和宣传，通过历史经验的传承和革命传统、革命精神的发扬光大，不断推进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为共产主义理想信念奋斗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