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前爆发的渭华起义，是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在西北地区发生的一次规模最大的起义。这一重大历史事件是在陕西省委领导下，贯彻落实党的八七会议决议的重大行动，是对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在西北地区的具体实践，对土地革命战争初期西北各省革命的发生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它对后来陕甘地区的革命至少有三大历史贡献。
一、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渭华起义由于规模大，农民群众与起义部队相结合等特点而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力，也为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留下了许多可资借鉴的经验。这些经验至少包括：广大农民群众是革命的坚强依靠力量；满足农民的迫切需要，是动员和发动群众的基础；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是革命成功的必由之路。
广大农民是中国革命的坚强依靠力量。受自然条件和生产力水平的限制，再加上旱灾、蝗灾等，广大西北地区封建盘剥十分严重。旬邑民谣“农民眼前三条路，一逃二牢三上吊，农民身上两把刀，地租重利钱高”就是真实写照。所以，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农民的革命热情是高涨的，只是需要党组织的引导和发动。这也是渭(南)华（华县） 地区，是陕西建立党团组织最早的、大革命时期群众运动特别是农民运动最活跃的地方之一的重要原因。蒋介石公开叛变革命后，陕甘地区党的力量虽然遭到很大的损失，但这一带由于群众基础好，党的力量基本保存下来，群众的革命热情并没有被打下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经过陕西省委的决定和精心部署，1928年5月1日，轰轰烈烈的渭华起义首先从农民暴动开始。当许权中旅宣布起义后，部队顺利落脚高塘镇，在农民群众的配合下，革命烈火越烧越旺。渭华起义及其前后爆发的十余次武装起义的事实说明，广大农民群众是革命的坚强依靠力量。
满足农民的迫切需要，是动员和发动农民参加革命的最主要条件。虽然实行土地革命，才是真正意义上满足农民根本要求的基本内容，但这一时期，我们党的认识还没有达到这个高度。因此，以渭华起义为代表的集中发生的十多次武装起义，除军队的起义外，其他农民起义无一不是以减少或降低国民党政府沉重的农业税收和地主地租、高利贷盘剥的诉求为目标的。这些目标的设定，使农民把自己的切身利益的实现与革命行动密切联系起来，从而充分调动了农民参与革命的积极性，才有了一次比一次规模大、坚持时间长的革命新局面。这一发动农民的方式方法，同样在寺村塬、渭北等根据地创建时期不断发扬光大，直到南梁苏维埃政府时期，才开始实行了真正意义上的土地革命，从根本上铲除了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根源，根据地也因此巩固了下来。
工农武装割据是中国革命成功的必由之路。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是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割据井冈山后的探索成果，在渭华起义爆发之时，这条路刚刚进入探索之初。在渭华起义过程中，工农革命军与农民暴动队伍汇合起来，推动起义进入高潮，其标志性成果除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外，还在在渭南、华县、五一等县共建立48个区、村苏维埃政权。基层苏维埃政府除领导农民群众向农村的封建地主阶级发动猛烈的进攻外，还用马克思主义先进文化和共产主义先进理念影响群众，兴办平民学校、农民夜校和儿童团；提倡男女平等，明令禁止强迫女孩缠足、吸食鸦片和赌博，塑造积极向上、朝气蓬勃的精神面貌，起义区域内呈现一派崭新的社会政治景象。这一割据成果在当时具有绝对的示范效应。
渭华起义失败，陕西省委掌握的武装力量损失殆尽之后，以刘志丹位代表的陕甘两省革命党人，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终于走出了一条毛泽东主张的“先依靠群众运动发展武装力量，开展游击战争，然后再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和发展红色政权”之路。毛泽东红色政权理论在陕甘大地上开了花结了硕果，为党中央和长征的红军提供了落脚点。它的成功，渭华起义的探索是功不可没的。
二、为陕甘革命的继续开展准备了干部条件
毛泽东说过，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渭华起义作为一次有组织、有领导的重大革命行动，不论是在酝酿准备阶段还是发动领导阶段，其干部力量都是比较雄厚的。
参加渭华起义干部的来源有四：一是早期的农运干部。二是大革命失败后，陕甘区委和后成立的陕西省委选派到渭华一带得到保护的干部。他们的到来，有力加强了党在渭华地区的组织力量。三是起义前为了加强许权中旅的领导力量，陕西省委选派的干部。四是在起义准备时期，渭南、华县、五一县委由县城转移到农村后，广大党、团员走出学校、机关同农民结合，加强对农民武装斗争的具体领导和组织工作。不可否认的是，这几部分党员干部，在渭华起义及其创建苏区的第一线和主战场都得到了锻炼和培养，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当之无愧的宝贵财富。起义失败后，那些经历过斗争考验后幸存下来的一大批干部，如刘志丹、谢子长、王泰吉等被党组织作为一个个火种撒向陕甘大地，用他们的经验、智慧和力量，重新寻找追随者、合作者，继续革命，成为陕甘革命的中流砥柱。特别要提到的甘肃最早的共产党员、甘肃特支书记张一悟（化名章子文），大革命失败后在陕甘区委的安排下，参与组建陕西省委和渭华起义的准备工作。他与1927年冬，与乔国祯等人来到华县，以华县高等小学教员的身份进行开展革命活动，先后担任县委组织部长和宣传部长、代理华县城关区委书记等职务，为筹划和发动渭华起义做了大量工作。渭华起义失败后，他又被组织派遣担任三原县委书记。
三、丰富了陕甘革命精神宝库
作为党史工作者，不断挖掘整理历史事件，除还原历史外，最主要的还是要挖掘整理附着在这些重要历史事件上的红色文化信息和资源，启迪后来者从中汲取精神的力量，以达到不忘初心继续前进的目的。
在28年的新民主主义革命过程中，随着党和红军的不断成长壮大，不同红色地域内形成的红色革命精神多达数十种，渭华起义革命精神，与陕甘革命大地上诞生的渭北精神、照金精神和南梁精神诞生等，因其地域、人文等因素的影响，充分彰显了一脉相承的特征，他们都是我们党“红色精神”宝库大家庭的成员，最终都汇入了延安精神的大海。
红色精神不论有多少，本质上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都体现了革命信念、路径选择、辩证思维、创新品格。不论哪一种红色精神，都以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为方向性引领，以共产主义为奋斗目标，都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都以民主、团结、科学、创新、爱国、奉献为共同价值追求，都以实事求是作为自己的思想原则。不论渭南市提倡的渭华起义精神还是我们甘肃提倡的南梁精神，目的都是为拉近红色文化与时代的距离，让广大党员干部弘扬这一精神元素，在革命先烈精神的感召下，奋勇当先，继续为改变家乡面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 “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的重要论断。渭华起义的斗争正是陕甘人民追求“站起来”的标志性活动之一，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下，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建立新中国而实现的伟大使命的行动之一。所以，在深入学习宣传党的十九大精神的时刻，我们共同回忆渭华起义的革命历史，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祝愿渭南人民的明天更加美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