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华起义，是继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之后，党在西北地区举行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一次起义，它对于推动陕甘红军、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西北地区武装斗争新局面的开创，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革命斗争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今年5月是渭华起义90周年纪念日。值此机会，回顾渭华起义的重要历史地位和作用，深切缅怀我党我军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的主要创始人之一刘志丹，是十分必要的。
刘志丹是一位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他从加入中国共产党之日起，就坚定地表示“为自己的信仰奋斗到底”。他不仅是这样表示的，而且也是这样忠实地践行的。他一生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追求真理、英勇善战、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忠心赤胆，为创建陕甘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开创西北武装斗争新局面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被毛泽东誉为“群众领袖，民族英雄”。
一、不忘初心，坚定不移地开创西北地区武装斗争的新局面
渭华起义，是刘志丹等组织和领导的一次著名的武装起义，也是刘志丹进行武装革命实践的起点。渭南、华县位于陕西东部，是豫陕交通要道，也是中国共产党在陕西开展革命斗争较早的地区之一，党和群众基础好，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1928年初，刘志丹同唐澍等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到党所控制的国民党新编第3旅许权中（中共党员）部开展工作，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同年5月，他们将该旅改编为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了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刘志丹亲自担任主席，唐澍任前敌总指挥部总指挥，刘继曾任政治委员，王泰吉任参谋长，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吴浩然任军委书记，许权中任军事顾问。
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和西北工农革命军组成后，刘志丹等决定乘军阀李虎臣向冯玉祥部发动进攻，企图独霸陕西之际，率部与渭华地区的农民暴动相结合，举行武装起义，坚决镇压反动豪绅，消灭地主武装，焚毁契约，没收地主的粮食、财物，建立苏维埃政权，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
1928年6月8日，国民党反动当局为了迅速扑灭这一武装革命烈火，急忙调集优势兵力向起义武装发动进攻。刘志丹等率部奋起抗击，并在渭南塔山、华县高塘等地连续打退国民党军的两次进攻。但是，国民党军并不甘心失败。6月19日，他们又纠集3个师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向起义武装发动第三次大规模的进攻。面对强敌的进攻，刘志丹指挥若定，率部与敌中路军一个师展开浴血奋战，多次打退国民党军的进攻。然而，由于敌我兵力悬殊等原因，至7月初，起义武装遭受重大损失，唐澍等壮烈牺牲，起义遂告失败。但是，刘志丹毫不气馁，坚定地表示:失败不要紧，跌倒了再干！充分显示了刘志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继续前进的大无畏英雄气概。
1929年4月，刘志丹按照中共陕西省委的决定，秘密到达陕北特委所在地——榆林，任特委军事委员会书记，并在中共陕北特委在榆林以北雄山寺红石峡召开的第二次扩大会议上作重要发言，提出“变敌人的武装为革命的武装”的重要思想。这是刘志丹鉴于渭华起义失败的教训，为建立革命军队而提出的大胆创见。会议根据刘志丹的意见，决定采取“红色”和“白色”、“灰色”三种斗争形式，继续开展武装斗争，创建革命军队。
1931年9月，刘志丹把党在南梁地区所领导的游击武装，连同分散活动在合水、庆阳山区的赵连璧、杨培盛、贾生财三支民间武装合编为南梁红军游击队，下辖3个大队，共300余人，亲自担任总指挥。并按照古田会议决议的精神，成立了队委会，自任书记，开始团结、改造这支农民革命武装，部队战斗力不断提高。
九一八事变后，刘志丹为了适应全国抗日救国形势的发展，于10月20日率部到达合水县灵锦庙，同杨仲远、阎红彦等率领的晋西游击队会合。同年冬，这两支革命武装合编为西北反帝同盟军，谢子长任总指挥，刘志丹任副总指挥兼第2支队队长。1932年2月12日，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谢子长任总指挥，李杰夫（后叛变）任政治委员，杨仲远任参谋长。同年4月24日，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分编为第3、第5支队，刘志丹任第3支队队长。5月10日，中共陕西省委决定重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游击队总指挥部，刘志丹任总指挥，李杰夫任政治委员兼队委会书记，杨仲远任参谋长，黄子文任政治部主任。
陕甘红军游击队建立后，在刘志丹等的正确领导和指挥下，广泛开展游击战争，部队迅速发展到1500余人，成为陕甘地区第一支坚强的革命武装力量。
1932年8月25日，中共陕西省委为了进一步扩大游击战争，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推动西北地区革命斗争的发展，按照中共临时中央于4月20日《关于陕甘边游击队的工作及创造陕甘边新苏区的决议》和北方会议精神，作出《关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四次“围剿”、创造陕甘边新苏区及红二十六军决议》，决定将陕甘游击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第2团。12月20日，省委书记杜衡（后叛变）到达陕甘游击队驻地宣布了这些决定，并于24日正式编成红26军第2团，杜衡任政治委员，王世泰任团长，郑毅任参谋长，刘志丹任政治处长。下辖1个骑兵连、1个步兵连、1个青年连，共300余人。这些部队都是刘志丹等创建和指挥的基本部队。
1933年10月4日，杜衡拒绝采纳刘志丹的正确意见，强令红26军第2团南下渭华地区，结果遭到失败。同年11月3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根据刘志丹的建议，在甘肃合水包家寨召开会议，决定恢复中国工农红军第26军，并以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所辖的部队改编为红26军第42师，王泰吉任师长，高岗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参谋长。不久，刘志丹改任师长，杨森任政治委员。红42师的建立，标志着陕甘边红军在建军问题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尤其是为了适应陕甘地区的作战特点，建立了骑兵团，大大地提高了部队的机动能力。
1935年1月，刘志丹根据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的指示，率领红26军第42师第2团和陕甘边第5、第6支队到达陕北安定（今子长）县，同中国工农红军第27军会合（于1月30日由陕北游击队合编而成）。
陕甘边红军和陕北红军会师，是开创西北武装斗争新局面的里程碑。2月5日，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北特委根据刘志丹与谢子长达成的协议，在子洲周家崄举行联席会议，决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员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惠子明任工作委员会主席，刘志丹任军委主席，实现了陕甘边和陕北两地区党政军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从此，西北地区的革命斗争进入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红26、红27军在刘志丹的统一领导和指挥下，逐步成长壮大为中国工农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开创西北地区武装斗争新局面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
二、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百折不挠地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
渭华起义失败后，刘志丹深刻地认识到创建革命根据地的极端重要性。他认为渭华起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就是军事运动没有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没有建立起革命根据地。如果我们像毛泽东同志那样，以井冈山为依托，搞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逐步发展扩大游击区，即使严重的局势到来，我们也有站脚的地方和回旋余地。”因此，他汲取了渭华起义失败的教训，明确提出“要向井冈山学习”的响亮口号，坚决主张创建革命根据地。并从陕甘地区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百折不挠地创建陕甘革命根据地。
1930年5月中原大战爆发后，刘志丹曾设想依托陕甘交界的桥山山脉，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创建革命根据地，结果被国民党军发现而失败；1932年6月上旬，他率领陕甘红军游击队由鄜县（今富县）东进，企图在韩城地区创建革命根据地，结果又遭到国民党军的突然袭击而失败。尽管如此，他对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坚强决心始终没有动摇过。
1932年9月，刘志丹在同谢子长率领陕甘游击队主力北上时，将特务队交由习仲勋、李妙斋指挥，要求他们在陕西照金地区坚持游击活动，开辟革命根据地。他认为：照金位于栒邑（今旬邑）、淳化、三原、耀县、宜君5县之交，北靠桥山，南接渭北平原，其间山岭连绵，交通不便，是国民党统治力量相对薄弱的地区。同时，该地区又是陕甘红军游击队、渭北游击队的老游击区，党和群众基础好，居民大多数是贫穷的外来户，迫切要求土地革命；当地虽有几支民团，但人数不多，驻守分散，战斗力不强，便于红军生存和发展。习仲勋、李妙斋按照刘志丹的指示，经过近1年的艰苦奋斗，终于成功地创建了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区革命委员会。但是，由于叛徒陈克敏的出卖，国民党军于1933年10月16日袭占陕甘边党政军领导机关所在地薛家寨，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沦于国民党军之手，红军又陷于无根据地作战的困境，伤员无法安置，生活极其艰苦。
面对这种艰难处境，中共陕甘边特委和陕甘边红军临时总指挥部根据刘志丹的建议，决定开辟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南梁地处陕甘交界地区，南临原照金根据地，东、西、北邻近延安、庆阳和保安县城。该地区山岭连绵，森林茂密，交通不便，地形复杂，便于红军开展游击活动。同时，该地区多系国民党地主武装，战斗力薄弱。当地人口虽少，但深受地主阶级的残酷剥削和压迫，革命要求迫切。红26军第42按照特委的决定，以连为单位，迅速分散到平正川、太白川、白马庙川、二将川、凤川一带，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粮食、分牛羊。并采取“狡兔三窟”的办法，分别在安定、南梁、照金成立了游击总指挥部，积极组织游击队和赤卫军，广泛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活动，配合红26军第42师的行动。经过广大军民近1年的艰苦奋斗，红军占领了陕甘边10多个县的广大农村，拔除了近100个国民党军的据点，废除了国民党的保甲制度，建立了陕甘边工农民主政府，习仲勋任主席，为红军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可靠的保证。对此，毛泽东曾给予高度赞扬。他说：刘志丹，“你创建的陕甘根据地，用了‘狡兔三窟’的办法，创出局面，这很高明。”
三、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同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教条主义作坚决斗争
刘志丹不仅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而且是一位杰出的无产阶级军事家。他汲取了渭华起义失败的教训，面对敌大我小、敌强我弱的客观实际，始终坚持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际出发，牢牢把握“围剿”和反“围剿”的特点和规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趋利避害,取得了一次又一次胜利，使部队得到迅速发展，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
1932年5月，当国民党反动派集中兵力对以照金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剿”时，刘志丹鉴于陕甘边红军游击队兵力过小，难以同优势的国民党军相抗衡的实际情况，即采取避强击弱的方针，率部转入外线，在地方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积极配合和支持下，在半个月内，经中部（今黄陵）、宜君、洛川、栒邑、白水等县，转战数百里，连续进行了马兰镇、凤凰山、焦家坪、五里镇、英旺镇等9次战斗，共歼敌1400余人，缴枪1200余支，胜利地粉碎了国民党军的“进剿”。同年8月，当国民党军再次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进攻时，他与谢子长率部首先向宜君、铜川方向退却，引诱国民党军进占照金，并乘国民党军疏于戒备之际，将其突然包围，歼其400余人，生俘反动民团总指挥党谢芳，耀县民团总指挥蔡子发等7名头目，胜利地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1933年10月，国民党军又纠集6000余人向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进攻，刘志丹同王泰吉率领陕甘红军游击队主力北上，一举攻克国民党军守备薄弱的甘肃合水县城，歼守军一部。接着，又在合水县的毛家沟门和杨家店子等地取得三战三捷的胜利，痛快淋漓地打退了国民党军的进攻。这些战斗初步显示了刘志丹不凡的军事指挥才能。
1934年2月，国民党反动当局又纠集正规军和民团共5000余人，向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一次大规模“围剿”。刘志丹鉴于根据地狭小，难于在内线同国民党军周旋的实际情况，即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以一部兵力在根据地内坚持斗争，他同杨森率领红26军第42师主力，由阎家川南下，在国民党军的后方正宁、淳化、三原、耀县、宜君地区广泛开展带有游击性的运动战，先后歼灭国民党军第86师第511团和民团各一部，迫使敌军回援,并乘胜率部返回南梁休整。
国民党军发现红军返回南梁后，又纠集优势兵力向南梁发动新的进攻。刘志丹再次采取敌进我进的方针，率部北上，首战三道川，一举歼灭国民党地方武装张廷芝部100余人。接着，在蔺家砭、中户沟岔、崖窰、高桥、上川、李家梁等地，连续取得9次战斗的胜利，特别是西华池一仗，全歼国民党军一个团部和两个整营，不仅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而且创造了步兵和骑兵协同作战的范例。随后，他依托陕甘边根据地，率部在三原、淳化、耀县等地积极开展游击活动，同国民党军巧妙周旋近两个月，胜利地粉碎国民党军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使陕甘边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
与此同时，刘志丹还指挥所部积极协助陕北红军游击队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使陕北游击队得到迅速发展。
但是，蒋介石并不甘心失败。1935年2月，他急令高桂滋率领所部第84师入陕，会同陕、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