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华起义是陕西党组织和渭华群众在西北地区回击国民党反动派、推进革命复兴的伟大壮举，是大革命失败后党在西北发动的规模最大的武装斗争，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气焰，对西北乃至全国革命斗争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伟大的斗争蕴含着伟大的精神，渭华起义形成的渭华精神，是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理论界对渭华精神的内涵有多种总结，这里就此提出自己的见解。
一、坚守信仰
渭华起义是在革命陷入低潮、白色恐怖异常严重的形势下坚守政治信仰并付诸行动的思想结晶。渭华起义之时，面临的形势是非常严峻的。
一是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被国民党反动派扼杀，国民革命的局面被完全破坏，反革命气焰嚣张，革命陷入低潮，遭受残酷打击，成为非常危险、非常困难之举。
二是国民党疯狂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血腥镇压革命。四一二政变中，上海一地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广州国民党当局在发动四一五政变的当天，就捕捉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000多人，枪杀100多人，封闭工会等团体200多个。蒋介石南京政府成立后厉行“清党”，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广西等省制造了大量令人触目惊心的血案。汪精卫七一五政变后，通令“对共产党徒一经拿获，决不宽恕！”甚至发出“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放过一人”的残暴叫嚣，丧心病狂地滥捕滥杀。反共成为国民党的一个主要政策，大批共产党员、青年团员和其他革命者、民主人士被杀害。据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时的不完全统计，从1927年3月到1928年上半年，被杀害者达31万多人，其中共产党员2.6万多人。
三是陕西的形势日益险恶。1927年7月15日，国民党当局发出 “严禁共产党分子活动的命令”：“凡共产党人，共产行为与一切宣传共产主义的各种印刷品和奇异口号，一律禁除，现已派员严密搜查，分别惩办，如有违犯者以军法从事”。强令解散工会、农民协会、妇女协会、学生联合会等革命团体，通缉陕西著名的共产党领导人魏野畴、李子洲、杨明轩、刘天章等，（刘天章、杨明轩被捕）。受其支持，陕西城乡反动势力向革命展开了猖狂进攻。1927年7月30日和8月19日，大革命时期活跃在陕西著名共产党员、曾任国民军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政治保卫部部长兼中山军事学校校长的史可轩和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执委、中山学院院长刘含初，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国民党陕西省主席宋哲元公然把群众反对劣绅强占宣化高小而对之斗争的事件，称之为“实属反革命之行动”，严令“渭南、固市两处发生学潮之学校暂停”，“严办共产分子”。渭华地区不少学校被封闭或解散，先后有四十多人被捕，共产党员王文忠、冀月亭、李维俊、方鉴昭、徐九龄、李嘉谟、任醴、校明济、王德安被国民党杀害。陕西陷入白色恐怖之中，陕西党、团组织和革命群众处在险恶的境地。
四是党在全国的武装斗争遭遇了严重挫折。渭华起义之前，党在全国领导发动了南昌起义、湘赣边界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近百次武装起义，有力地回击国民党反动派，但这些起义绝大部分失败了。陕西省委发动的清涧起义、旬邑起义，也都失败了。
不可否认，全国白色恐怖严重和革命处于低潮的险恶形势，各地武装起义特别是陕西武装起义的失败，对决策和举行渭华起义，是一个巨大的、非常现实的考验。然而渭华起义者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坚决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毅然决策和实施了武装起义。这其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他们的政治选择，是他们忠贞于党、忠贞革命的坚定信念，是他们的政治信仰和世界观、人生观。
二、军民协同
武装起义和农民运动结合，这是党在八七会议后反复强调方针，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践中颇不容易实现。而渭华起义很好地贯彻了党中央的决定，是军队和农民运动紧密结合的典范。
首先，陕西省委在部署渭华起义时很好地把握这个方针。中共陕西省委在决定以渭南、华县、五一、华阴、临潼五县为陕东暴动区后，同时做出两方面的具体部署。一是成立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领导陕东区农民的暴动斗争。二是，指示党掌握的、其时寄寓洛南的许权中旅开往渭华配合农民起义，准备在渭华建立根据地。
其次，中共陕东特委和许旅密切配合，筹备起义。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约请许权中旅党组织代表参加，“讨论了许旅的行动问题”。 特委书记刘继曾亲赴许旅，商议许旅参加起义事宜。许旅培训了陕东特委选派去学习军事的人员，被他们配置了武器，并抽派所部副营长和许旅党委委员张汉俊参加领导。这就为陕东特委组建“陕东赤卫队”打下坚实的基础。
再次，在渭华起义中融为一体。渭华起义爆发后，许旅先是派共产党员雷天祥率教导营一部前往配合，接着主力开赴渭华地区改编为“工农革命军”参加渭华起义，并成为渭华起义的主要武装支柱。革命武装和农民运动结合，形成轰轰烈烈的革命高潮。
四是，在保卫起义成果的战争中共同战斗。
通观这一时期党领导的武装起义，像渭华起义这样军队和农民运动密切结合者，甚少。军队和农民运动结合、军民团结战斗是渭华起义的一个显著特征，是渭华起义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并且其反映了党开展武装斗争的要求和方向，意义重大。因此，应该是渭华精神的一个主要内容。
三、探索创新
由于当时白色恐怖严重和联系的极度不便，渭华起义中很难及时得到中共中央的指示，人力物力帮助更是缺乏。因此渭华起义是在敌情严重的极端困难环境，白手起家开始武装革命的，关于如何进行武装斗争的许多问题都是在实践中探索解决的。因而渭华起义中充满探索，有不少的创新。
首先，前面所述的军队和农民运动结合，就是典型一例，是一个重大的实践创新。
其次，在西北工农革命军中设立政治委员。土地革命之初，党在创建革命军队时，决定沿用1924年至1927年国民革命军实行的党代表制度。直至中共六大，中共中央才决定改变党代表制， “实行政治委员与政治部制度。”但渭华起义却在起义指挥机构中明确设置了政治委员。起义中刊布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布告》明确署名“军委主席刘景桂，前敌总指挥唐澍，政治委员刘继曾”。这应该是全国红军中最早实行政治委员制度的。这个早于中共六大关于政治委员设置的规定、有别于其他红军部队的政治委员制度，无疑是渭华起义的一大创新，特别是从中共六大确定实行政治委员制度和政治委员制度在人民军队建设中发挥的巨大作用来看，渭华起义开人民军队政治委员制度之先河，其创新价值尤其重大。
再次，游击战和游击战术。《陕东区特派委员会目前工作计划大纲》在部署起义时，明确提出了“组织游击队，开发游击战争”方案，做出10条具体的规定。渭华起义的这个规定，明显不同于同一时期的许多起义。特别是这个计划大纲提出的如何开展游击战的方法：“游击战术：出没无常，聚散无定，避实就虚，声东击西，流窜乡村，动作神速，团结坚固。”更是具有超越性。在党开展游击战争的历史上，最早提出、最有代表性的游击战术是毛泽东和朱德根据井冈山根据地游击战经验提炼的“十六字诀”。它形成于1928年5月，而其第一次见诸党的历史文献，是毛泽东1929年4月5日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从“十六字诀”形成和传播时间上看，渭华起义之时，陕西党组织是不可能知道它的。陕东特委所谓的游击战和游击战术，是他们自己探索提出的，是一个创新。初次开展武装斗争之人能够提出这样的军事方案，是非常难得的。而且从中国共产党革命的历史看，游击战术是党与强敌开展军事斗争并且不断取得胜利的基本途径。渭华起义在其发动之时，就明确提出这样的战略战术，是颇不简单的。
最后，正确对待同志。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曾出现瞿秋白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其用惩办主义的办法处罚了一批领导武装起义的干部。渭华起义比较恰当地处理了这些方面的问题。对于许权中没有积极执行陕西省委指示的错误，曾有提议给予 “永远开除党籍”的处分。但陕西省委没有同意这样的处分。历史地看，陕西省委的处理是非常正确的，许权中是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坚持革命信念，在斗争中英勇献身。此事，彰显了陕西省委正确的干部政策水平。渭华起义存在不足，错误难免，特别是失败了，但没有对领导人做严苛的责难和处分。这在当时的历史氛围下，非常难得。
四、勇于担当
渭华起义发动中存在如下几个特点：一是筹备时间短暂。从3月22日中共陕西省委划定渭南、华县、五一、华阴、临潼五县为陕东暴动区，到渭华起义发动，仅只一个多月时间；二是领导人临机任命，履职时间很短。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1928年1月任职，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4月份任职。而西北工农军是在许旅到达渭华之后改编的，军委主席刘志丹、总司令唐澍等是在起义之后任职的。三是，领导人大都没有开展军事斗争的工作经历。唐澍、王泰吉之外，潘自力、刘继曾此前均无独当一面和军事工作的工作经历，刘志丹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此前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四路军政治处长，但真正的军事斗争始自渭华起义，即渭华起义是他第一次主持开展军事斗争。四是，起义军的原军事主官许权中没有参加起义军的军事领导，这与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是很大的不同。
上述特点，对于一次大型的、关系重大的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军事行动来说，制约性是很大的，即渭华起义领导人面临着来自许多方面的极大的挑战，但渭华起义领导人和人民群众充分表现了他们为了革命敢于担当的精神，毅然挑起重担，英勇地领导发动了渭华起义。